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 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 以亡其身；而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寤也。……或曰﹕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。 則此書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﹕「君子之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於天下，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則齊；使 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，然後以戒則明，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書，有為神農之言者，有為墨 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」（曾鞏〈戰國策序〉）